短篇小说 | 赵文:玛尼石

短篇小说

玛尼石  

赵文  

 

 

 一 


那天晚上,我带领《西日嘎》编辑部的三个同事去印刷厂重印会序册,完事已是凌晨,再过八个小时就是作协换届的会议,按理应该回家休息,但是我们因为及时发现错误,改正错误,避免了严重问题的发生而异常兴奋。从印刷厂出来后,我自作主张地说:“走!吃烧烤去。”锡勒和阿塔尔欢呼起来。

错误是阿塔尔发现的,夜里他打电话给我说:“阿主编,印出来的会序册上,两位被选举人的名字没有了。”我“嗖”一声坐起来,脑袋嗡嗡直响。躺在一旁的妻子被我吵醒,说:“三更半夜还让不让人休息了?自从你当上这个破主编,成天神经兮兮的,没日没夜地看那些破稿子不说,钱也没多挣……”我一边安抚妻子,一边匆忙穿衣出屋。

我开车先去接了四十多岁的老编辑锡勒,再去接刚考进来的阿塔尔。锡勒有些无精打采,不住地打哈欠,他对我这个刚上任不久的主编,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我了解锡勒复杂的内心想法,他干了十多年的编辑,五六年的副主编,理应当上主编,只怪上任主编因为刊发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与主管领导和责编一同被处分,他也受到牵连,降级为普通编辑,外加记过处分,自然是满肚子的委屈。阿塔尔是我招聘进来的小伙子,文学院的“高材生”。当然,是我心目中的高材生,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但对文学充满一颗赤子之心。阿塔尔从中学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前,在省级以上纯文学刊物上已经发表作品二十多篇,并在大学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在大学生中引起过一阵波动。我从他身上不仅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更看到了一个追梦人的无限潜力。

快到印刷厂的时候,锡勒强打起精神。一路上,我把问题的严重性重复了无数遍。作协换届,意味着有些人上去,有些人下来,下来的人早已嗅出端倪,想方设法阻止将要上去的人。两位人品好,作品好的壮年作家莫名其妙地从被选举人栏里抹掉,意味着一些小人暗箱操作,试图去做最后的挣扎。阿塔尔听得怒不可遏,甚至开始频频爆粗口。

开始,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不给弄,说问题出在我们给出的电子版文件上,与印刷厂无关。阿塔尔非常气愤,说自己反复核对了无数遍才发的邮箱。双方争执不休,后来索性打开邮箱一看,果然是阿塔尔的邮件出了问题。没时间了,我只想解决,暂不追究。最后谈好给印刷厂一些额外的补偿后,他们才愿意深夜给我们重印。

我请吃烧烤,多半是想安慰阿塔尔,谁不会犯错呢?更何况是年轻人。同时,我也想提醒他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尤其这种非常重要的事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夜风吹拂着白日的余热,星空格外灿烂。几瓶冰镇啤酒下肚,我们三人都有了微微的醉意。锡勒拿出手机,手指翻飞,笑着说要给老婆大人汇报情况。一看时间,快到两点,我结完账,并嘱咐大家打车回家。阿塔尔的家远,他坐了第一个车。我和锡勒在夜风里等了很久都没有打上车。锡勒说:“几个小时后会就要开了,我们就去那里按按脚,休息一会儿吧,别来回折腾了。”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一家足疗店。足疗店灯火通明,透过玻璃门能看到几个穿正装的迎宾立在门口。他看我窘迫的表情笑着说:“放心吧,正规得不能再正规。”

走进足疗店,空调的凉风吹来。我和锡勒被工作人员领进有两张床的包间内。很快,来了两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给我们足疗。不一会儿,困意袭来,我便沉沉睡去,耳边响起印刷厂的键盘声。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早上锡勒把我拽醒说:“快到点了。”

 

第二天的会议举行得还算顺利,西日嘎市有二百多名作家和写作者参与。神秘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一位当选为主席,一位当选为秘书长,我被当选为副主席,锡勒是副秘书长,阿塔尔是理事。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虽然期间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波动,但并不影响全局。有几个自认为有资历的作家带领十几个写作者愤然离场,他们认为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是谁是真正为大家做事的,谁是真正写作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证明了一切。我长长地舒了口气,两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虽然我很少参加文学活动,但是对于文学圈里发生的一些事还是比较熟知的。我跟刚当选为主席的作家敖包没有太多交往,但我读过他创作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考据详实,文采斐然,其中一部曾经提名重要文学奖。两年前,我应邀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他为人谦逊,不是装出来的谦逊,是骨子里的谦逊,聊到文学,眼睛放光。这是对文学掩饰不住的爱。那时他担任西日嘎市作协副主席,听说上面有扶持、推荐等项目上,他总是被当时的主席压制,后来演变为,一些重要的会议都不再让他参加了。可写作毕竟是文字上见功夫,他扎下心埋头写,力所能及地推荐新人,从而在读者和作者群里有异常好的口碑。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希望由他来主持大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次换届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日嘎市的广大写作者来说更至关重要。

我跟刚上任的作协秘书长评论家那顺是君子之交。他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在市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常来借书,隔几天就能在报纸上读到他精彩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评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锋犀利,即使谈到作家的短板,作家也他详实的理论折服。有好几位不知名却写得不错的作者,也是因为他的评论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通过几次接触发现,那顺的为人不像他的评论那么犀利,恰恰相反,是一位烟火气十足的男人。现实生活中,他很容易跟大家打成一片。

作协在写作者以外的人眼里可能是无用的团体,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作协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人调侃,作协是做鞋的,作家是坐在家里的。而对写作者来说,名与利,沉与浮,轻与重,苦与甜,万般滋味皆在其中。我一直相信作协的基础就是有良心的写作者和有良心的作品。作协是人类的良知。至于作家们的命运如何,那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金子总会发光。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楼前的台阶上合影留念。我没看到锡勒,他可能太累,投完票就走了。阿塔尔从拥挤的人群中慢慢凑到我耳边悄悄对我说:“电子版的会序册没有错,我本来就有点疑惑,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打开电脑一看,桌面上的会序册里有被抹掉的两位被选举人,而发送的电子版里却没有。”

我的脑袋再一次嗡嗡作响。《西日嘎》编辑部总共六个人,我跟锡勒一个办公室,阿塔尔与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专栏编辑萨茹拉姐、去年才结婚的美编格日勒和沉默寡言的散文编辑佳木一个办公室。我在脑子里把所有人过了一遍。看样子阿塔尔没有撒谎,那么谁会动他的电脑呢?我嘱咐阿塔尔先将电脑设置密码,接着在群里通知编辑部的所有人下午开会。

 

中午我在办公室眯了一会儿,但睡不踏实。我想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想在稿子上出现任何问题,送到我手里终审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加上单位的事和一些繁杂的社会活动,还有每天两个小时的例行写作,我有些神经衰弱。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站在窗前俯瞰楼下整齐排列的柳树。夏风浩荡,柳条依依,过往的岁月晃荡在我的脑海。

我出生在西日嘎河边的牧民家里,从小体弱多病,不愿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当男孩子们比赛博克或相互打架时,我站在一旁凑凑热闹,或躲得远远的。我的性格比较孤僻,感到无聊时总喜欢翻阅课外读物,找有兴趣的文章。额吉看我喜欢读书,给我订了一些杂志。我常常看着那些文字发呆,有时把自己当作书中人物。有些人可能命中注定跟文字有缘分。大学,我读了文学专业,毕业后顺利考进旗文化站,结婚生子,干了几年,因成绩突出被调到市图书馆工作,又干了几年,被提拔为副馆长。工作之余,我依然保持写作爱好,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评论集。最近正着手《西日嘎文化史》的搜集工作。这时,新上任的市文联主席找我谈话,告诉我文联主办文学杂志《西日嘎》因刊发了一篇不该刊发的文章,原文联主席、主编、责编被处分,杂志被吊销刊号,现在以内刊形式出版的消息。我一头雾水。主席接着说:“我观察你很久了,你是最合适当主编的人选。”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她是一名外科医生,从旗医院到市医院,一路跟我,是最能了解我内心想法的人。她说:“你去吧,既然你问我了,说明你想去。”一句话,把我心头的疑虑一扫而空。

原本,十年的奋斗与磨砺之后,我的心态已经放平。以后没有太大的抱负,只想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看看书,写写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淡淡中了却一生。可文联主席的一席话,让我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少年时的英雄梦逐渐在心头苏醒。

这几年市图书馆正在重建,规模之弘大,技术之先进令人叹为观止。馆长比我大不了几岁,才华横溢,且不让我这个排名末尾的副馆长参与重大任务。我的一些想法,也都被他一一否决,最后落得一身空闲。后来,工作之余我着手搜集《西日嘎文化史》方面的资料,准备花五年时间写出一部厚重的文化史。西日嘎市是一座地级市,人口只有百万。

周末我骑上自行车,跨上相机,穿街走巷,拜访在市里生活五十年以上的老人,充实我的素材。我准备用新旧比较的方法,通过文字和图片展现西日嘎市近一百年的人文变化。我已经完成了服饰篇,下一步着手音乐篇。突如其来的选择,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同时也让我兴奋。人总是要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此事不关名与利。我给文联主席打电话说:“我去!”

 

下午开会时,我没说电子邮件的事,只是强调纪律,部署下一步工作。锡勒双手抱在胸前,偶尔点点头,萨茹拉、格日勒和佳木都低头弄着手机,只有阿塔尔在做笔记。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我来单位已经有大半年了,对于手下的这几位同事,一直很包容,他们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我很担心这样的包容演变成纵容。我刻意清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西日嘎》杂志办好,不仅办好,还要恢复刊号,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的声音向上提了一个调门,大家很快挺起腰板,用认真的目光看着我。我接着说:“散会!”

下班后,我没有着急回家。妻子晚上有手术,孩子一直在爷爷奶奶家住,意识到家里空无一人,我竟然不想回去。我关掉空调,打开窗子,坐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夜色完全黑下来。

到底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呢?这个问题成了我最大的心病。经过大半年的相处,我对同事们胡情况大概有了初步的了解。

萨茹拉姐还有三年就退休了。她是小说编辑,同时配合文联的会计临时兼杂志的财会工作。她为人善良,丝毫没有坏心眼儿,有时遇到经济上困难的作者自己掏腰包多给些稿费。但她最近也变得有些懒散,不按时按点上下班,稿子里我还能经常挑出错别字。对于我的旁敲侧击,她满口应承,一回头却视若罔闻,有时还会神神叨叨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有人说她这是得了更年期综合征,也有人说她不会拐弯,一根筋。年轻时,工作上可丁可卯,老了不承认能力下降。

美编格日勒的工作最轻松,每年换个封面,每期封二放一张头条作者的照片,封三放些有关本市文学活动的信息和图片,或者放些美术作品就算交差。我上任没几天,几乎天天看到她吃着零食,玩着手机。因为我比她大十岁,批评的话没有绕弯。她赌气请假不上班好几天,后来我给她增加了新任务,每期我终审过的稿子,她重新校对一遍,主要找错别字。开始她很抵触。我郑重其事地说:“这些文字很不简单,是作者的灵与肉,血与汗。读这些文字不仅能提高校对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能提高文化素养。”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一番激昂的鼓励之后,整个市文化系统最年轻,最漂亮的格日勒,不仅接受了这份工作,还逐渐爱上了校对,常常跟我讨论文章的内容,有时还会发一通很有见地的评说。为了鼓励她,我联系那顺老师给她指导,在杂志上刊发了她的一篇千字小评论。从此,她不再喊我主编,而叫我师父。我说那顺老师才是你的师父,她就伸长舌头做个鬼脸。

佳木这个人除了开会的时候玩手机,我还真挑不出毛病。三十出头,年轻力壮,上下班喜欢戴耳机骑自行车,爱打网球。我每次去体育馆,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按理,很难把这样的男生跟文学联系在一起,可他偏偏就是同龄人中散文写作的佼佼者。他的叙事散文很有嚼头,我还专门为他开过一次研讨会。不仅如此,他每一次送上来的稿子,基本不会有任何问题,无论文笔,还是内容上都可圈可点。只是有一点,他太沉默了,关于他的一切,别说是我这个刚来的人,即便是共事好几年的同事都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还单身,一个人住。

阿塔尔就不用说,我一手招来的孩子,品学兼优,一表人才。我让他负责诗歌和办公室的杂活。他都干得尽心尽力,无可挑剔。电子邮件的事,他解释之后,我相信他的邮件没有问题,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那么这个人是谁?

锡勒——

 

锡勒是我投给《西日嘎》杂志的第一篇文化散文的编辑。他是专栏编辑,每年特约一位作家,每期提供一篇文化散文。他看到我的散文后,特意邀请我吃了顿饭,并跟我约了一年的稿子。那时,我和锡勒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因为他的推荐,我的文章从《西日嘎》被推荐到一些选刊上再次发表,在圈里有过那么一点影响。

我调来杂志社任主编时,锡勒表现得很热情,紧紧抱着我,在我的后背上拍了又拍。可是这种热情消失得也快,没几个月,他的热情变成了客套,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做作。他因为从副主编位置下来,处境有些尴尬。男人的面子很重要。这个我懂。我为了给他挽回一点面子,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没有拒绝。我准备一年后重新推荐他当副主编。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作家,平时很少发表作品,但一经发表,必定是有分量的厚重的文章,可能他比较谨慎,文章华光溢彩,为人处事难免有些木讷与高傲。所以接触过他的人,对他没有特别好的印象。他能与我相处,不光我们是同事,他对我的文化散文兴趣很高。

夜色降下来,夜空布满星辰。我竟然抽掉了一盒烟。我还是想不明白,是谁动了阿塔尔的电脑。种种迹象表明,嫌疑最大的人就是锡勒,可是锡勒一是没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二是他从来没有把作协换届的事放在心上;三是他跟我也无冤无仇,没理由这么做。

接着,我又把问题逆向考虑了一遍。锡勒也许早就有阿塔尔办公室的钥匙,毕竟我和阿塔尔都是后来的;锡勒也许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他对作协表现出来的不在乎,多半是因为工作上的受挫,外加一些无可名状的因素,或者是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锡勒虽说跟我无冤无仇。但是我现在毕竟是他的上级领导,而且又很受文联领导的重视。男人对权力的敏感,我是知道的。这次作协换届,会序册由我们杂志社来做,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没有做好,我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以后的工作极为不利。锡勒是不是想让我出丑?

月光照着窗台,发出蓝幽幽而冷冰冰的光芒。妻子来电话说,手术已做完,累瘫了,让我快点过去接她。我在人民医院大门口看到了妻子淡薄的身影。她上车后一边不停地打哈欠,一边捶揉着胳膊。很快,斜靠在我的胳膊上睡着了。

 

作协换届后,一个月内开了好几次会议。我的工作主要是多发现本市的新作者,通过《西日嘎》杂志进行培养与推广。锡勒和阿塔尔协助我的工作共同完成。

除此而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在悄然进行。每五年一届的省级文学大奖进入到推送阶段,每个地级市推送二十篇作品,分别为小说类、散文类、诗歌类、评论类,各类五篇。我很早就报了一篇文化散文。为了避嫌,海选和推送环节作者不能参加。阿塔尔是借调过去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偷偷用语音跟我说:“这次上面的领导发话,如果水准相当,这次奖项优先考虑西日嘎市,以弥补连续三届西日嘎市重要文学奖项的空缺。”他接着说:“散文类里有您、锡勒、佳木,还有……”“停!”我打断阿塔尔的话,并严厉地批评了他,告诉他工作人员不能泄露这么绝密的事情。结束聊天,我再一次进入迷茫中。阿塔尔真是个鲁莽的小伙子,但我知道他不会对别人说这些。这么说来,无疑是锡勒想搞我了。西日嘎市写散文比较突出的只有我和他,佳木的文章毕竟还需要用时光这把刀去磨砺。

正当我陷入沉思之际,接到了文联主席的电话,他让我下午跟他一同去金市长办公室。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决,没给我询问的余地。

下午,我们去了金市长的办公室。金市长给我们沏了茶,还问我要不要抽烟,我有些措手不及。墙上的秒针转了好几圈。金市长打破沉默说:“阿主编,有人匿名举报你工作期间饮酒。”我差点吐出刚刚送进嘴里的茶水。我的脑子快速转动,饮酒?来杂志社大半年,饮酒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一次是格日勒的婚礼,一次是萨茹拉姐母亲的葬礼,还有一次是……印刷厂。对!问题肯定出在去印刷厂那一次。那天晚上,锡勒正对着我坐,手里的手机好几次都举到眼前了。一定是他。

文联主席在我大腿上轻轻拍了几下。金市长走过来,递过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也能清楚地分辨出照片里的人是谁。我和锡勒对坐,中间摆满了空啤酒瓶,时间是上个月某一天的凌晨两点,那时阿塔尔已经打车走了,我和锡勒等不来出租车就在外面的烧烤摊原来的座位上接着等。这么说来,不是锡勒在搞我,那是谁呢?

金市长说:“上面规定,周一至周五,任何时间不能饮酒,现在有群众举报你和锡勒在上班时间饮酒,已经造成不良影响。你的主编一职不能再继续了,我们商量决定,撤销你的主编职位,撤销锡勒的办公室主任职位,你们俩都降级为普通编辑,文联主席暂时兼杂志社主编。”

从金市长办公室出来后,文联主席苦笑着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以后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啊!”

柏油路折射出来的阳光让我头晕目眩。

 

每个月终审的稿子我让阿塔尔送到文联主席那里,自己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工作。除了阿塔尔和格日勒,其他人不再叫我主编,我的处境变得很尴尬,没有实质性的工作,端不起架子,又下不来台,心中刚刚燃起的小火苗似乎也快要熄灭。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面色冷漠地坐在沙发上等我。我想上去搂她,却被她一把推开。我这才发现玻璃茶几上躺着一个打开封口的信封,露出几张照片的角。我抽出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只见照片上的我闭着眼睛,张着嘴仰躺在床上,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女人站在我的脑后,身子前倾,鼓起的乳房快要掉进我的嘴里。女人撑起的衣领处,若隐若现白皙的乳房。

“这是锡勒干的,那天我们去了足疗店,后来我睡着了,至于她们怎么按摩的我全然不知,这个角度只有锡勒能拍出来,他想陷害我……”我不停地解释,却只换来妻子的一声吼:“滚!”

妻子在生活与精神上都有洁癖。她摔门出去时只留下两个字——离婚!

星空灿烂,我却感受不到温暖,也抓不住遥远的火光。“自从当上这个破主编,真是诸事不顺啊!“我也吼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关掉办公室的门,一把把锡勒从椅子上拽起来厉声问道:“你到底什么意思?”锡勒冷笑一声,推开我的手说:“我也想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撕扯中我口袋里的信封掉在地上,我捡起来拿出里面的照片“啪”一声打在锡勒的桌面上。锡勒看了一眼,也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照片是他妻子发给他的,与我的情况半斤八两。

我和锡勒相视一苦笑。冷静下来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已经戒烟的他没有拒绝我递过去的香烟。到底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烟雾把推门进来送散文稿子的佳木呛出眼泪。从来不苟言笑的佳木,竟然抿嘴笑了。等他一出去,我和锡勒好像同时被一道闪电击中。我说:“可是……佳木也没有参与印刷厂的事。”锡勒说:“但是他看肯定看到了你在编辑部群里发的消息,然后尾随我们。”我说:“你侦探小说看多了吧?”他说:“佳木跟阿塔尔同一个办公室,更重要的是,这次省级文学大奖的推送名单里,我想,不仅会有我们俩的名字,肯定也有他的名字。”

我突然感觉办公室像冰窖一样冷。

 

诸事纷繁复杂,搞得一团乱麻。工作不比从前,甚至变得异常清闲。但一旦细想,有一股莫名的恐惧。妻子很长时间不回家,偶尔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碰面,也不给我好脸色看,无论我怎么解释,她嘴上只挂“离婚”二字。

我想暂时解脱出来,让自己冷静冷静。我向文联主席请了半个月的年假,主席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末了说:“希望你休假回来后重整起鼓。我勉强地挤出了笑容。

今年原本打算趁孩子暑假期间一家人去旅行。但妻子已经带领孩子去了苏州,我被妻子屏蔽,消息是老人告诉我的。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漫无目的地看起来。突然,一阵风吹来,窗子挣脱滑道的束缚“啪”一声打在墙上。我跟着声音也打了个寒战。我起身用窗台上的石头重新固定好窗扇。最近总是有一阵阵突如其来的邪风,把桌子上的稿件吹落一地,我整理完桌面,发现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白色粉末状颜料,手指同时被一根刺扎中,用力一捏,诸色的血像一块宝石一样冒出来,晶莹剔透,又异常诡异。我想可能被桌面上的某个印刷品弄脏,扎破了。

等我洗完手回来,锡勒问我:“请假准备去哪里?”我说:“还不太确定。”锡勒说:“要不去西藏吧,两个月前,萨茹拉姐说心里好像有块石头一样堵,心烦意乱的,就请假去了西藏。你还别说,她一回来真就比以前心平气和多了。”

我把地图重新拿起来看,目光慢慢向西移动,最终定格在神圣的西藏。

 

我是报团去西藏旅游的。原本我找的那家口碑不错的旅游团人数已满,但有一名顾客因故临时退订,导游迅速给我买好了票订好了酒店,没几天就出发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独自旅行,也是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在西藏游玩了一个星期,有过一点高原反应,但并不严重。我的心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正如锡勒所说,愈来愈平静。平静之后,开始尽情欣赏纯净的山水,跪拜神灵。除此而外,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玛尼堆——堆砌的石头。藏族人称为“朵帮”,样子很像蒙古族的敖包。每看到一个玛尼堆,导游就大声强调:“请大家不要动玛尼堆上的石头,更不要带走,藏族人心中,石头是有灵性的,尤其玛尼堆上的石头,那都是刻了经文,画了佛像,许了心愿的石头,如果哪位好奇拿走,就会遭到报应的。”

高原的风吹在我的脸上,这个世间最纯净的地方,让我变得异常慈悲。我不知道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但我相信肯定有,不然人们为什么会有慈悲之心呢?而且这种慈悲之心在愈神圣的地方显现得愈彻底。西藏之行让我暂时从纷纷扰扰中解脱出来,使我用更加宽容的心态去看待现实中的纠缠。

 

我休假回来后不久,市作协公布推送省级文学大奖的名单。我和锡勒不在其中,散文类里除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和佳木外,还有两个陌生的名字。当我的眼睛扫到第二个陌生的名字时,心被微微刺了一下。

苏尼——这个名字熟悉又陌生。当我把这个名字再一次跟文学奖连在一起的时候才恍然记起来。我是五年前的省级文学奖在本市的海选和推送时的工作人员,扮演的角色跟现在的阿塔尔一样。那时,散文类推送环节,评委们对作者苏尼和阿如娜的作品之间犹豫不决。突然,一位德艺双馨的作家,也是一位领导,把站在角落里为大家服务的我叫过去问:“年轻人,你认为这两篇作品哪个更好些?”我直言不讳地说:“阿茹娜的更好些,无论从文笔,还是从思想内涵,阿茹娜的作品更胜一筹。”我的话刚说完,另一位领导笑着反驳:“苏尼的更好些,文字更细腻,感情更饱满。”霎时,讨论进入了僵局,我尴尬地站在一旁。过了几分钟,叫我的领导清清嗓子说:“文学奖应该本着公平、公正,本着良心去评。哪个作品更好,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刚才这位年轻人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恍如昨日。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里,锡勒关掉办公室的门,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个苏尼就是萨茹拉姐。”“这怎么可能?我没见过萨茹拉姐写文章啊!”我愣在椅子里。锡勒接着说:“萨茹拉姐出过好几本散文集,她真的很热爱文学,但快写到退休也没能写出成绩,加上这几年她家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前年孩子刚考上一所野鸡大学,去年父亲又走了,紧接着开货车的丈夫病倒,今年母亲又走了。她以前那么活泼开朗的人,这两年变得郁郁寡欢,所有的热情里都带着一股无可名状的辛酸。”我心里五味杂陈,一阵沉默过后,我问:“如果是萨茹拉姐,那照片该怎么解释呢?”锡勒说:“我听说那天晚上,我们俩呼呼大睡时,有一个自称是我妻子的女人以找钥匙为借口进过我们的房间。”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萨茹拉姐拿着小说稿子进来。她的眼神一会儿落在我身上,一会儿落在锡勒身上,闪闪烁烁,恍惚不定。最近她总说掉头发,不是几根几根地掉,而是一撮一撮地掉,她把头发盘起来,搭上她宽松的黑衣服,像一个修行的人。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霉运,我却从内心里没有了憎恨。我突然开始很可怜萨茹拉姐。

我休假回来后,文联主席再次找我谈话,让我先担任副主编,稿子的终审由我来做。还说,金市长开会决定,对我和锡勒的问题应该适当放宽处罚,毕竟是深夜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工作。我并不激动,也没有觉得自己多委屈。平静地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有时,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放平,才能变得更加善良。

 

十一

第二天,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趁阿塔尔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把我窗台上的那块用来固定窗扇的石头放在了萨茹拉姐的桌角,并在底下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把心放平。我以前没有在意过那块石头,有一天,当我拿起来一看,底部画着一只白色的慧眼。这么一块沉甸甸的玛尼石,萨茹拉姐是如何从那么遥远的西藏带过来的呢?她的心里该有多么沉重的负担?

萨茹拉姐的散文,只是把生活的琐碎写了一遍又一遍,缺乏散文应有的文化底蕴。我能读出她文章里的力不从心。我在她的桌子上放了厚厚一摞复印资料,那是我为《西日嘎文化史》搜集的资料。我希望她能走出封闭的自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二是我给妻子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详细告诉了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表示,以后一到周末就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下,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结尾还来了一段深情告白。过了半天,妻子发来信息说:你要是骗我,我给你做外科手术。

当晚,我与妻子复合,彼此之间更加包容,更加体贴。为了照顾萨茹拉姐的感受,我请了一周假,让阿塔尔把稿子传到我邮箱,在家办公。过了三天,锡勒打来电话说:“萨茹拉姐要请假去西藏,说是去了就回来,不会耽误工作。她还说,推送的散文已经弃权,让我传给你一句话,谢谢你救了她!”

我望着天空发呆,脑子里浮现海子的一句诗: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牡丹》2020年01期

赵文,笔名阿尼苏,蒙古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散文选刊》《散文百家》《哲里木文艺》《牡丹》等。出版散文集《寻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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