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0米高空看杭爱山。摄影 / 杭州大雏
杭爱山古称燕然山（又称燕山，但并非北京附近的燕山），南北朝末期又改称为于都斤山，是一道位于蒙古国中部的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它跨越扎布汗省、前杭爱省和后杭爱省，全长约700公里，主峰鄂特冈腾格里峰（Otgontenger）海拔4031米。
杭爱山是蒙古国内流区和外流区的分界线，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均发源于其北麓，向北经过俄罗斯境内最终注入北冰洋，成为国内北冰洋流域与内流区域的重要分水岭。山脉的北坡长有针叶林，南坡多草原牧场和温泉。
杭爱山如今属于蒙古国境内，近年来，俄罗斯、蒙古、中国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寻找《燕然山铭》的踪影。
考古现场
内蒙古大学发布消息称：“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踏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辩识，初步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这是中蒙合作所获重大考古发现，详细的经过、内容以及资料整理和解读正在进行中。”
发现《燕然山铭》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燕然刻石是史书记载的边塞纪功碑最早的源头，这次刻石纪功行为被后世继承下来，从而形成边塞纪功碑的传统，一直沿革到清朝。永元元年的这一战役使匈奴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不过史书上所记的《燕然山铭》一直没有找到，“杭爱山如今现已归于蒙古国了，俄罗斯、蒙古国包含我国的专家从阿尔泰山往北找，都没有踪影。”
《燕然山铭》全文记录在《后汉书》中，共303字。据《后汉书》记载，永元元年战役杀敌一万三千人，二十余万人投降，获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朱玉麒表示，东汉时期多次汉匈战争中，永元元年战役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
燕然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位于蒙古国中部，离雁门关约1800公里。作为汉族抗击匈奴的前线，燕然山频繁出现在古诗中，例如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李白 《发白马》“倚剑登燕然，边峰列嵯峨”等。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的名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借用的便是《燕然山铭》刻石之事。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
燕然山铭被认为是我国有史记载的“边塞纪功碑”的源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介绍说：“如今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发作在汉与匈奴之间的许屡次战役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这个本地有过一场决议性的战役，使匈奴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留念这一场首要的战役，把记载成功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摩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
考古人员正在拓制刻石
1.附录：释文
《封燕然山铭》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
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
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
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
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
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
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
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
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
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
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
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
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
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
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2.附录：译文
大汉永元元年（汉和帝年号，西元89年）秋七月，国舅、车骑将军窦宪，恭敬天子、辅佐王室，理国事，高洁光明。就和执金吾耿秉，述职巡视，出兵朔方。军校们像雄鹰般威武，将士们似龙虎般勇猛，这就是天子的王师。六军俱备，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等人，猛骑三万。战车疾驰，兵车四奔，辎重满路，一万三千多辆。统以八阵，临以威神，铁甲耀日，红旗蔽空。于是登高阙，下鸡鹿，经荒野，过沙漠，斩杀“温禺鞮王”，用其血涂鼓行祭；用“尸逐骨都侯”的血来涂刀剑之刃。然后四方将校横行，流星闪电，万里寂静，野无遗寇。于是统一区宇，举旗凯旋，查考害传图籍，遍观当地山河。终于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河”，登燕然山。践踏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愤，光耀祖宗的神灵；下以稳固后代，拓宽疆域，振扬大汉的声威。此所渭一次劳神而长期安逸，暂时费事而永久安宁。于是封山刻石，铭记至德。铭辞曰：威武王师，征伐四方；剿减凶残，统一海外；万里迢迢，天涯海角；封祭神山，建造丰碑；广扬帝事，振奋万代。
杭爱山。 摄影 / 人间瓷画
作为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武力征服的象征纪念物，
边塞纪功碑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朱玉麒
纪功碑这种方式，不仅限于对战争的纪念，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明。人们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后，总是希望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后代，来彰显自己做下的巨大功德。你去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会发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记录在一个比人类的个体生命更长久的物质上，从而流传后世。这个物质可能是金属品，可能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是三千多年前埃及记载其民族历史的象形文字纪功碑。人类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铭刻体现了延续人类生命的强烈观念；而通过研究金石，来看以往的人们怎样把他们的文化信息、文明传递给我们，这就是金石学。所以，金石学不仅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其实是世界各人类文明的传统学问。
中国的古人比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这种意识记录在石刻上，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纪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还有；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中国，就有这样的石刻出现了。晚清时期的叶昌炽在《语石》中，根据功能，把纪功碑分成了几种类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也是纪功，但它不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只是纪功碑的一种，叶昌炽归纳为“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我把它简称为“边塞纪功碑”，因为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边疆地域上，发生在西域的战争纪功碑，我们也简称“西域纪功碑”。
关于边塞纪功碑，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头，是燕然刻石。现在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发生在汉与匈奴之间的无数次战争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这个地方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纪念这一场重要的战争，把记载胜利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摩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这一摩崖我们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杭爱山现在已经属于蒙古国了，俄罗斯、蒙古国包括中国的学者从阿尔泰山往北找，都没有踪迹。不过，它的文字被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当时跟随窦宪参加战争的班固所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保存。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摩崖，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就觉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种战争神话，是虚构的。不管是不是虚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边塞战争还有很多，所以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后来的边塞吟咏中传颂不绝。现在电脑方便了，搜一搜“燕然”这个词，就会有一溜的唐诗出现，宋词也是。如果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唐朝人是“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人还没有到达边关，就可以推想到这将来的战争必胜，一定可以提笔来写燕然勒铭的续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已经驻守在了西北边关，还觉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丝毫没有凯旋的信念。唐诗宋词，确实有它各自的时代气息在里面。
燕然刻石虽然找不到，但并非不存在。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一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的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据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这样表示——与汉军僵持，所以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这一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纪功。任尚在刻石纪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纪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争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的年代稍晚，在此地被发现的是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三千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战争的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也因此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争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战争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两千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战争之路。战争的相似性使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这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匈奴的战争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反证：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了，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
朱玉麒，男，1965年4月生，江苏宜兴人。曾任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域研究中心主任，《西域文史》主编，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消息来源 / 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图文整理 / 休休堂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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